[财讯网]“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，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。”两会上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一席话，夹杂着无奈，裹挟着悲怆。中国器官移植界，的确需要一场彻底的、持久的拯救。

3月6日，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，器官紧缺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。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，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。黄洁夫并透露，在卫生部和红十字会组织下，中国即将建立器官移植应对系统，增加器官移植的分配公信力和执法力度。

人口众多的中国呈现出潜在且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，而器官移植所需供体的来源不足，旋即成为突出的矛盾。在中国，每年有约10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，约30万人终末期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，但每年全国能开展的移植手术不过约1万例。而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后的尸体器官，是中国最主要的移植器官来源。

在官方公开的文本中，公众很难获得死囚器官摘取的具体信息。但从媒体过往几年的零星报道中，仍可发现一些端倪。《金陵晚报》曾报道称，著名影视演员傅彪2004年9月进行了一次肝移植，所移植的肝脏就来自山东一名20多岁的年轻死囚。

当然，并非只有中国利用死囚器官。事实上，在世界各国，关于死囚器官的利用一直充满伦理的冲突。有人对死囚器官利用表示有条件支持，他们的逻辑是：死刑犯器官不利用是一种浪费；如果犯人确实自愿在死后捐出器官，既可以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，也为他人提供了活命机会。反对者则认为，置身于监狱中的死囚，很难保证他们真正拥有自愿选择的自由；死刑的执行日期可能会迎合器官移植的需要，从而影响司法公正；对于死囚器官的控制，也可能带来司法系统的腐败。

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、中国人权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来自国际的压力，使得死囚器官来源大大减少。但是，伴随着经济繁荣和小康社会渐成，社会对器官移植的需求愈发旺盛难抑。正因为不能继续依赖死囚器官，患者和卫生部门将目光投向了活体器官捐献。然而活体器官捐献亦面临重重障碍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器官捐赠最大的障碍是传统观念的束缚，有时更大的压力来自亲人。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，是阻碍器官捐献的一只“拦路虎”。按照中国人的丧葬习惯，去世的人也要保持身体的完整性。即使捐献者同意，往往也会因家属反悔而难以实现捐献。

而让人最为痛楚的是“潜规则”的盛行，原本救命的器官移植成为买卖对象，价钱越抬越高，且这些钱都被中间“看不见的手”拿走了。曾经有一位30多岁的白领表示，她十分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，可是她担心“器官捐献后会被权贵使用，而不能帮助最应得到帮助的人”。捐献的器官去向、器官分配是否合理等诸多疑问，让很多自愿捐献者裹足不前。还有流浪汉被杀死而器官被医生取掉的刑事案件，发人深省。

陷入困境的中国器官移植界，的确需要一场彻底的、持久的拯救。从近处着手，我们可以从发挥医院现有伦理委员会的作用出发，审查甚至监管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。而从长远来看，推动立法，才是规范器官移植的有力保障。希望器官移植应对系统的建立，能为中国器官移植界带来转折。然而多年积弊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，需要经受考验的，不仅是中国器官移植界的智慧和能力，更有整个社会的制度、道德和良心。

[财讯网]“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，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。”两会上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一席话，夹杂着无奈，裹挟着悲怆。中国器官移植界，的确需要一场彻底的、持久的拯救。

3月6日，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，器官紧缺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。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，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。黄洁夫并透露，在卫生部和红十字会组织下，中国即将建立器官移植应对系统，增加器官移植的分配公信力和执法力度。

人口众多的中国呈现出潜在且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，而器官移植所需供体的来源不足，旋即成为突出的矛盾。在中国，每年有约10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，约30万人终末期肝病患者需要肝移植，但每年全国能开展的移植手术不过约1万例。而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后的尸体器官，是中国最主要的移植器官来源。

在官方公开的文本中，公众很难获得死囚器官摘取的具体信息。但从媒体过往几年的零星报道中，仍可发现一些端倪。《金陵晚报》曾报道称，著名影视演员傅彪2004年9月进行了一次肝移植，所移植的肝脏就来自山东一名20多岁的年轻死囚。

当然，并非只有中国利用死囚器官。事实上，在世界各国，关于死囚器官的利用一直充满伦理的冲突。有人对死囚器官利用表示有条件支持，他们的逻辑是：死刑犯器官不利用是一种浪费；如果犯人确实自愿在死后捐出器官，既可以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，也为他人提供了活命机会。反对者则认为，置身于监狱中的死囚，很难保证他们真正拥有自愿选择的自由；死刑的执行日期可能会迎合器官移植的需要，从而影响司法公正；对于死囚器官的控制，也可能带来司法系统的腐败。

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、中国人权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来自国际的压力，使得死囚器官来源大大减少。但是，伴随着经济繁荣和小康社会渐成，社会对器官移植的需求愈发旺盛难抑。正因为不能继续依赖死囚器官，患者和卫生部门将目光投向了活体器官捐献。然而活体器官捐献亦面临重重障碍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器官捐赠最大的障碍是传统观念的束缚，有时更大的压力来自亲人。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，是阻碍器官捐献的一只“拦路虎”。按照中国人的丧葬习惯，去世的人也要保持身体的完整性。即使捐献者同意，往往也会因家属反悔而难以实现捐献。济南交通事故律师山东交通事故

而让人最为痛楚的是“潜规则”的盛行，原本救命的器官移植成为买卖对象，价钱越抬越高，且这些钱都被中间“看不见的手”拿走了。曾经有一位30多岁的白领表示，她十分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，可是她担心“器官捐献后会被权贵使用，而不能帮助最应得到帮助的人”。捐献的器官去向、器官分配是否合理等诸多疑问，让很多自愿捐献者裹足不前。还有流浪汉被杀死而器官被医生取掉的刑事案件，发人深省。

陷入困境的中国器官移植界，的确需要一场彻底的、持久的拯救。从近处着手，我们可以从发挥医院现有伦理委员会的作用出发，审查甚至监管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为。而从长远来看，推动立法，才是规范器官移植的有力保障。希望器官移植应对系统的建立，能为中国器官移植界带来转折。然而多年积弊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，需要经受考验的，不仅是中国器官移植界的智慧和能力，更有整个社会的制度、道德和良心。律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