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，一旦法律确定了，那么对于法律自身来说，其讨论也就截止的。这一规范成为法律系统内部一个规范，不再具有曾经的那种开放性了。或者套用比较流行的系统论的说法，其他的讨论对于它已经仅仅是环境了，评价的代码已经完全不同。

不过在中国，从来就未能有这样的“好”事。之所以加双引号，乃是因为，这种“好”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好，而不是实质上好，因此是否箴的好，来自于不同人的评价。

法律已经出台了，即便是法学界内部，也不是安心地将这个法律如何适用放在首要位置上。也就是说，没有按照一般意义上的近路，即法律规范生成后，法律解释跟进。当然，这不是说没有人做这种番木瓜的研究，只是说，在绝大部分情况下，法律规范的提出并没有终结讨论的进程，甚至在磨削意义上，法律规范的出台反而激化了这种争论。

以上其实都是题外话。作为一个引子。当然，以下的题内话也不会很多，因为现在知识和时间都碎片化了。

争论的持续，导致最高法副院长在5月10日提出，并不是所有的醉驾都应当入罪的，紧接着，这一讲话——其实际上应该作为内部的讲话——就成为另一种可能的态度，影响了下层法院的判决。这一表态当然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分析，比如，诉讼成本问题，比如法官裁量问题，比如各种保护伞问题。

而另一方面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5月17日的报道，公安部要求严格执行刑法的新规定，只要醉驾一律刑事立案。对于这一理由，其实与最高法的理由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比如社会成本问题，比如警察的裁量问题，比如各种保护伞问题。在公安部看来，这条法律的出台，为他们带来的便宜，而不是增加了负担。

继续套用系统论，在法律系统中，司法系统是核心，因为纸面上的法要成为实际中的法，关键就是司法是否给力。无论公安交警部门如何立案，最终的决定权在法官手里，法官说不判就不判，说判那个罪就不判这个罪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法院的优势是很大的。

但是换个角度，中国有一个政法委系统，一般是公安部门挂帅的。最高法院当然不受制于公安部，但地方的法院系统与公安系统的关系就是微妙非常。而且公安部的社会成本考量摆明了符合当下的方针。公安递上来的案子，法院换个罪刑审判，貌似也要掂量掂量。

在不同的领域，双方各有优势。实在是看不出哪一方的力量更加具有压倒性的优势，醉驾的判刑走向何方，还真不好说。

但有一点，却是比较好说的。因为这两者的冲突，导致了一个可能的恶性循环。从风险的角度上来看，这种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其实蛮高的。那就是，法院不接受公安的立案，导致这一法条形同虚设，公安在执法的时候也再也不会有人害怕，好不容易下降的醉驾率又反弹回去了。而这种反弹，使得人们对于刑法的立场更加模糊，对于法律更加认为没有遵守的必要，进而法院的可依赖性也就大幅下降。呜呼哀哉，到头来，为了提高自己的权力与权威的行为，都会导致自身权力和权威的下降。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的逻辑？